“當壓倒性的暴力出現在面前那一剎間，挺身而出是勇敢，迴避畏縮、委曲求全也是人性，但我不能夠接受的，反而是以捧着攝影機的形式同行。當然也跟事發現場巨大的無力感有關，人就是有種想要對抗、吞噬、消滅這種暴力的慾望和恨意，施暴者與助紂為虐的同謀固然讓人深切痛恨，但恨到就連抽身而出想要客觀呈現暴力的真實全貌——即是前線記者的專業任務，都一併覺得可恥。
對此，我一度感到沮喪和迷失，也再無法在721之後參與那些如何政治正確、中立地報導示威事件的新聞爭論，只覺得這些既離地又抓不着癢處的爭論，結果幫助轉移視線及模糊焦點，於整場運動都同樣是助紂為虐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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