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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上七点半,我利用扔垃圾的契机,两天来第一次下楼散步。单元楼下面豆腐块大的草坪上,有小孩在玩耍,大人在聊天。几位中年女士正在蜿蜒的小路上结伴“暴走”,我猜她们是跳广场舞的,此刻本该是跳舞的黄金时间—封控毁了一切。
我闲逛至二号门门口,若干居民正在排队领取网购的生活物资,三个穿红马甲的人在维持秩序。我刷了一下门卡(无意闯关,只是想看看门卡是否依然有效),大门果然没有动静,我在心里爆了一句粗口。
我润了润喉咙,冲离我最近的红马甲说:“什么时候解封?”
他不回答。
“不是说三天解封吗?”
“谁说的?”
“封控第一天,我在一号门听到的,都五天了,怎么还不解封?”
我隐约听到他在干笑,他说:“解封没那么快,要等通知。”
“等到什么时候?”
他不回答。
我有些激动,提高音量说:“要等21大吗?是不是开完21大才解封?”红马甲没有反应,我乘胜追击:“那赶紧开21大啊,赶紧开!”我彻底失控了,竟然提到那人的名字:“是不是要等他下台才能解封?那赶紧下台!”
红马甲终于有了反应,说了句我没听清的话,我低吼一声:“赶紧下台!”迅速撤离现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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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一波疫情来势凶猛,我心情郁闷,晚上散步路过购物中心一号门,临时起意决定闯关。我戴好口罩,打开支付宝健康码,工作人员正在打电话,我放慢脚步出示绿码,未等待她的反应即迈开步子朝前走。她叫住我,要求24小时核酸阴性证明,我继续展示绿码,她说不行,我终于发作:“你有毛病啊!”她应该是重复了有关核酸的要求(我戴着耳机,没太听清),我彻底失控了,摘下口罩,提高音量对她说:“你有毛病!”说完我头也不回地往商场里走,乘电梯上了二楼,我的心砰砰直跳,快速走了几十米才恢复平静。选择那个女人把守一号门是有道理的,他们知道她的枪口永远不会抬高一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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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 CoCo 写作,突然收到他的微信:“在吗?我回来了!”我和他失联数月,并不知道他离开的消息,“回来”其实无从谈起,我问:“你从哪里回来?台湾吗?”他当然没去台湾,而是刚从武汉回来,我们约好在星巴克门口见面。我抵达时,发现他坐在吧台正前方靠玻璃幕墙的位置,他招手让我进去,我坚决不从,示意他出来,僵持片刻后我赢了。他有些恼火地说:“为什么不进去呢?坐着晒晒太阳,不用消费,没事的。”他可以擅闯星巴克,不花一分钱,在咖啡师眼皮底下气定神闲地晒太阳,这是我永远做不到的。某种程度上,这里依然是他的地盘,他们家被拆的房子距离星巴克不过百米,这给了他反客为主的底气。我们在江堤上漫步,聊各自的生活—潦倒的中年男人其实并无“生活”可言,我们都在深渊里挣扎。他和新婚妻子分别了四个多月,移民台湾和赴新西兰打工的事都没有进展,他去武汉开叉车挣了几千块钱,这也是他过去一年的全部工资收入。我很惭愧,他挣得比我多,我一整年没工作,仅有几百块的退税收入—足疗故事的稿费。他建议我也去学开叉车,檀溪路上的“再就业服务中心”可以免费学,我干笑了几声,对他的建议未予置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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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防火墙的意思是我不打算在墙内发表文章了,让防火墙去死—The Hell with The Great Firewall!


封控第13天,晚上十点,我在小区内散步,没有了红马甲作为假想敌,我开始和监控摄像头过不去,对着它们挥舞拳头。路过三号门附近的摄像头时,我摆出专业拳击手的姿势,盯着镜头来回跳动,迅速出拳连击。在配电柜旁边的摄像头前,我装扮成僵尸,翻白眼和镜头对视,一步一步逼向它。

想起成都那位人在监狱里的牧师的话(大意):做好了被你们统治一辈子的准备,做好了我的下一代依然被你们统治的准备,但心里依然有盼望……

让他们恐惧的,恰恰是牧师心里的盼望,一种绝对的不服从,对掌权者的蔑视。

封控(疯控)进入第13天,我几乎不再有愤怒,愤怒是过于激烈的情绪,难以持久。麻木不仁渐渐占据上风,只要还有食物就好,不饿死就好,必须学会爱上监狱,爱自己的囚室,不然怎么办,跳楼吗?

昨天跟艺术家朋友们会面,其中一个朋友说:「我不觉得是我主动选择了写作。要是小时候大家都喜欢跟我玩我为什么要自己看书?我为什么要写作?跟大家玩多开心」突然觉得扎心了。到底是敏感和被边缘化的人选择了艺术,还是只有艺术能容下敏感和被边缘化的人

过去三年,除了大规模封控/隔离/建方舱,中国还做了什么?疫苗的研发/引进/接种停滞不前,医疗资源的短板未得到弥补,到底是谁在躺平?

纽约时报:中国笨拙地退出大流行紧急阶段,与新西兰和台湾等地的退出形成鲜明对比。后者用封锁争取了喘息之机,让人口有时间接种疫苗;随着防疫措施的解除,死亡上升了,但上升幅度远不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那么大。科学家表示,中国的策略到目前为止没能规划出一个退出封锁措施的途径。

我在朋友圈分享了上面的信息(将敏感词“中国”改成“某国”),我的评论:管控手段令人发指,治理能力不堪入目。

BBC Channel 4 关于中国近期热点事件的专题节目,嘉宾 Matt Frei 对中国的了解之深让我惊叹。Matt Frei 先生的模样对于我完全陌生,但我记得他的名字,尤其是他的声音,我越听越熟悉。十年前我喜欢戴着耳机收听 BBC 的英文广播,Matt Frei 的声音我几乎每天听到。
youtu.be/Ydq558VVvgc

德国之声就中国近期的抗议制作了专题节目,从主持人到嘉宾都让我眼睛一亮,我看了太多美国之音。
youtu.be/ddblf-Vj3Lw

被封控以后,我逐渐停止关注官方发布的“疫情数据”,今天忍不住看了一眼,数据触目惊心。解封遥遥无期,“动态清零”就是个笑话,我会死于这个笑话吗?

封控第11天,我时隔48小时再次下楼散步,发现事情正在起变化,巡逻的红马甲不见了,一号门的隔离带也被撤走。除了保安,二号门外面还站了两个穿深色外套的男人,疑为便衣网格员,或是协助居民领取网购物资的超市员工。我刷了刷门卡,故意问保安门卡为何失效,他说封控还在继续,我说那谁都死了怎么还不解封,保安不说话,冲我笑了笑。我愈发嚣张,说是不是要等那谁的同行死了才能解封,保安没有明显反应,也许被我吓到,我也有些被自己吓到,迅速逃离现场。

封控第十天,一位足不出户的朋友羡慕我可以下楼散步,说我正在享受“作为老百姓的最高待遇。”我回复他:“我们本来不应该是囚犯,我不会羡慕其他犯人可以出去放风,或放风的时间比我多一点,我只想摧毁监狱。”

封控第九天,下楼散步时遇到眼熟的红马甲,已经丧失发起对话的欲望。红马甲在居民小区里结伴而行,一圈一圈地走,从白天到黑夜,他们的存在是赤裸裸的挑衅,我敢怒不敢言。

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布微信公众号文章,敦促在华美国公民备好14天的物资,有人猜测“美国人是不是知道了什么”。鉴于局势已经不能更糟,我认为“as outbreaks occur”这三个字或是声明的关键信息,美国人隐晦地表达了对outbreaks的关切。

有人按耐不住喜悦,在微信朋友圈分享地方官媒的文章:当前防控形势持续向好,“无疫小区”即将有序解封。

我感觉很不适,在朋友圈隔空回怼:“随时可以再封你”的解封不叫解封,奉劝无良媒体停止贩卖虚假希望。

无疫小区本不该被封,这么多人糊里糊涂地坐牢,要有人承担责任,事情不能这么过去。

因为传播了谣言,上一条涉及上海晨光文具的嘟文已删除。

墙外惊现“五大诉求”,首先是解除封控,其他诉求层层递进,直至终极解决方案。是啊,光解封远远不够—如果他们随时可以再封你。


如果没有自由,我想变成一头猪,被圈养,然后被杀。

与学生的抗议视频相比,更震惊我的,是封控状态下的学生宿舍生活视频。宿舍本来已经够像监狱了,现在连放风都要取消,真是很难想象这些年轻人都是怎么熬过来的。有人讽刺说,能把中国人逼上街,是需要逆天的治理能力的,既要在经济上旗帜鲜明地挑战地心引力,又要在管控强度上突破灵长类动物的忍受极限。这话毒是毒的,真也是真的。


七天没喝咖啡,让女儿手绘了一杯“浓郁拿铁”。空纸杯摆在窗台上两个月了,它是卧室唯一的装饰品。

晚上八点半,我在小区内散步,遇到四位巡逻的红马甲,快要迎头撞上时,我停下脚步问:“什么时候解封?”

一位红马甲说:“等通知。”

“这算回答吗?已经封了六天,到底要封到什么时候?”

“我们也不知道解封时间,要等上面的通知,你有意见可以反映。”

“继续封下去,不怕引起暴动吗?”

“我们也很着急,大家都着急,你有意见可以反映,打市长热线。”

红马甲继续说:“你出去又能干嘛?到处都关着门,附近有高风险小区。”

好一个“出去又能干嘛”!红马甲无意中泄露了国家机密。依据相关规定,我们小区没有病例,本不该被封,但社区领导觉得还是封起来更安全。既然到处都是高风险区,低风险区的人最好躲在家里,毕竟出去也不能干嘛。

“这很荒诞,我可以宅,但你不能封,封起来性质就变了。”

红马甲认同我的说法,说他们也觉得荒诞(我居然感受到一丝暖意)。

“有意见可以反映,打市长热线。”

“当然有意见,小区几千人谁没意见,只要是人都有意见。”

我果断地终止对话,说了句“拜拜”便迅速转身离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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